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令人关注。有人说美国正“从南北两端围堵中国”，中美间一场“战略较量”在所难免，中国应“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强了腰杆硬了，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应“加快进度”。我认为，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双方也都在调整，整体看虽难免有曲折反复，但总的走势不是“摊牌”，而是进一步“磨合”的问题。这是由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我们决不可将“复杂”的问题看“简单”了。
一、要充分认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中美关系向来很复杂。一是演变历史复杂，二是性质定位复杂，三是关系结构复杂，四是当前的发展态势复杂。决不应当采取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和对待。
首先，从历史发展看，中美关系虽曲折不稳，但总体上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因而历经风雨而不衰。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中美经历了由“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到一致对付“共同敌人”（苏联）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现了中美两国战略上的“共同利益”，而跨洋来同毛泽东握手，结成了实质上的战略“联盟关系”，虽未签约但稳定维持了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美关系经受了“89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共同敌人”消失的考验，双边关系曾因“共同利益”变模糊而出现过动荡。后来中美双方认识并寻找到新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重新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经历了由“制裁”到“接触+遏制”，再到“合作+竞争”的发展变化过程。
中美建交3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能够历经风雨，迈过坎坷而发展到现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间存在“共同利益”。完全可以说，中美关系是由共同利益驱动的，只是不同时期这种共同利益的“载体”不同而已。在冷战结束前，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主要是出于对付“共同敌人”（苏联）的战略利益；“9·11”事件后主要是出于反恐的“共同使命”的战略需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是应对全球性“共同挑战”所形成的更广泛的“共同利益”。
奥巴马上台后，进一步把中美关系定为“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伙伴关系”。2009年7月他在华盛顿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强调中美间有“共同利益”，要“相互合作”。他说，“从历史上看，当我们有共同利益、相互尊重的时候，我们双方都能从这种合作中得益。”奥巴马希望中美之间要“少一点对抗，多一点合作”。他又说“本世纪没有任何一种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会超过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奥巴马有关中美关系的上述讲话，虽然不乏“溢美的外交辞令”，但有关中美“共同利益”的说法还是真诚的，确实反映了他当时对中美关系的认识。那么，既然奥巴马如此看重中美关系，为什么2010年初却做出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事情？
看看近年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不寻常行动，你能相信这是同一个奥巴马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的行为吗？不必惊奇，这种强烈的落差和反差，恰恰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反映，或者说，这正是由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中美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和分歧”，不能因为强调“共同利益”而否定“矛盾和分歧”，也不能因“矛盾和分歧”突出了，而看不到或彻底否定“共同利益”。别看媒体耸人听闻的炒作，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分歧”。
其次是，中美关系性质难以简单“定位”，各种“伙伴”的称谓是其复杂性的一种反映。中美关系既不能简单地说是“朋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敌人”，所以曾有“非敌非友”的说法。后来又有“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称谓，还有什么“利益攸关方” 、“中美国”（Chimerica）和“G2”（两国集团）等概念。概念和说法的多样性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客观反映。说法不同，但核心意思是一个——“伙伴”。“伙伴”二字妙就妙在它反映的是“中性”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是“朋友”，也是“对手”，既不仅仅是“朋友”，也不仅仅是“对手”，等等。这些概念和说法的出现，首先出于两国关系的实际需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考虑怎么看待和对待对方的问题，而“伙伴”二字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近有学者说这是为“好听”，笔者不敢苟同，改用“假朋友”的称谓也难概括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是中美关系复杂性决定的，并且是这种复杂性的表现，而不是什么“假朋友”关系。
第三是，中美关系结构上的复杂性，关系的广泛性既扩大了合作领域，也增加了发生矛盾和摩擦的机会。最明显的是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要建立“战略互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邓小平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此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事实，缩小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差距”，这反映在佐立克的一次讲演中。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中说：“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佐利克当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利益攸关方”，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变化，从理论上说明了美中关系的基础是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后来这一概念被美国主流社会广泛接受，中美关系算是找到了较稳定的认识基础。
但是，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毕竟是客观存在，不可能不反映到对外政策上来。这就是美国常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此外，两国关系结构上的复杂性，还反映在领域的广泛性方面。中美关系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议会、民间往来等诸多领域。在这些大的领域之下，还有许多子系统和问题。譬如在经济领域，近年有各种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政治上有对台军售、涉藏等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中美关系结构上的广泛性，既为两国的全面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增加了产生矛盾和摩擦的机会。
第四，从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美在调整对华对东亚的政策，但中美关系还不会全面恶化。近年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的不寻常举动，不宜采取极端化的简单思维去看待，而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的这些行动，与过去的“炸馆”、“撞机” 等偶然事件不同，这显然是美国有预谋的战略行动。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美国国内选举挤压中美关系的临时因素外，很可能是美国确实在加速调整其对华和对东亚的战略，从而给今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从希拉里在河内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接着美军舰抵越南海港搞军演来看，美国是想挑拨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中美关系上搞摩擦，以便从战略上牵制中国。但是，真如媒体所说的那样，美国意欲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以围堵中国，一场中美间的“战略较量”在所难免吗？中美关系会“全面恶化”吗？
从目前情况看还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因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至今并无实质性变化，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分歧，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性，使中美谁也没有足够大的胃口来承受全面对抗的后果。从另一方面看，即使美国决心想拉拢东亚国家搞一个“亚洲版北约”以围堵中国，客观上也难以实现。东亚各国的心态是很复杂的，有些国家可能想拉入美国以制衡中国，但未必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围堵中国。从经济上看，东盟10+1、10+3已使彼此的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周边国家普遍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受益，多数国家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决不是什么“威胁”而恰恰是“机遇”，美国想挑拨离间也难以得逞。中国东盟敲定南海准则指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美国军力虽是世界第一，但美在南海没有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的空间。越南出于自身利益可能与美国的战略意图有所吻合，但越南不可能与美国“结盟”来对抗中国。中美关系会有摩擦和麻烦，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全面恶化。
最后，决不可忽视中美间的利益已交织得难舍难分，损人必然害己。美若继续恶化和损害中美关系，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约瑟夫·奈在华盛顿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认为：美中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必须进行合作。美中两国除了成为伙伴，别无选择。两国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化这种伙伴关系。美国“鹰派”人士应该听听这些智者之声，不要一意孤行继续恶化和损害中美关系，否则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损害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二、要全面认识中国“维权”过程的“艰巨性”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因为美国不仅长期插手台湾、西藏、新疆的分裂活动，最近又公然插手南海问题。所以中国“维权”问题已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维权”斗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是决不可能动摇的。但怎样“维权”又是受多方牵扯和各种条件限制的，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实力增强后，国民网民普遍认为，过去是“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现在国力增强腰杆硬了，“维权”理应变得容易和顺利了，于是要求在“维权”问题上“加快进度”，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从而滋生了急躁冒进情绪，有的网民甚至认为已到了与美国“讨说法”的时候了。在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制约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的压力增大了。笔者以为，中国在外交方面既要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又要不忘韬光养晦，必须全面认识中国“维权”过程的艰巨性，妥善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辩证关系。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了，GDP总量排名跃居到世界第二，但按人均计算还不及人家的“零头”，在世界的排次仍在一百位之后，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国际上不少人热捧中国为“发达国家”，但这不是事实，中国不会被忽悠。发达国家除了人均收入这一标准外，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基本标准，如城市人口比例，中产阶层比例、稳定的生活质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都有要求，而中国都还相差很远。从政治学意义和历史背景上看，迄今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仍面临着被外来势力分裂和肢解威胁的国家，仍然明显地保留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受人欺负的伤痕和烙印。从发展趋势看，中国GDP按人均计算仍将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现在人均GDP不及美国、日本的1/10，如果追求人均GDP追赶这些发达国家的话，我们的环境、生态和资源是无法承受的。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中国是决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中国人不打算与发达国家比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不会将人均GDP追赶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目标，中国要决心长期当“发展中国家”，没有骄傲和翘尾巴的理由。
其次，发展了，有发展了的问题，越发展越要谦虚谨慎。小平同志晚年在反思中国发展道路时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同志这番话当时是就中国国内情况讲的，但现在看来，中国在国际上所遇到的情况，何尝不是也如此呢。近年的事态表明，中国发展了招来了别人的嫉妒、担心，甚至算计，从而给中国带来了不少负面的牵扯、压力和麻烦。现在西方对中国收起了“崩溃论”，却又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责任论”和“傲慢论”。中国对GDP总量超日本的消息反应很低调，也遭到西方媒体的“非议”，被污蔑为“哭穷”。其实中国真的不富裕，这是客观事实。这一切说明，中国发展了，国际环境并非都是顺利和有利的，甚至变得更复杂了，我们不能高枕无忧，更要谦虚谨慎。
再次，外交博奕靠实力，但“实力至上”的霸权主义是中国反对的，中国仍奉行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原则，而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迅速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虽然中国在2010年4月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是“大赢家”，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已迅速提高到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位列第三；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推荐任命朱民为副总裁，但是在外交、政治和军事领域，国家实力地位的提升决不会这么“立竿见影”。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决不是单凭中国“国力强盛”就可迅速解决的，不能忘了舆论同情弱者，道义崇尚情理，法理看重根据，外交讲究利益，“维权”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斗争手段和方式，这就需要经历相当的时间和过程，太着急了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最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而目前中美双方的立场尖锐对立，最终解决必然要经过艰巨的谈判和斗争。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都是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政策。一方面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继续维系和发展同台湾的所谓“实质性”关系。美方总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基础上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现在《与台湾关系法》确实已经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其立场而改弦更张的意思。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具有战略意义，即使没有冲突，通过打台湾牌也是牵制中国发展的一种手段，美国是决不会轻意放弃的。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是毫无后退余地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还要经历艰巨的斗争。
但是，无论斗争多么艰难，无论斗争的过程还需要多长，中国坚定的立场是决不会动摇的，斗争方式必将是非常坚决的，当然我们也决不会忽视斗争的策略和斗争的艺术。我们会永远记住邓小平那铿锵之声：“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作者：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社会论坛》2011年第2辑